她写下的第一句话是:
“褚行昭已经站起来了,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轻松’的感觉。”
“我开始意识到,我对他的‘保护欲’并非完全基于他身体的缺陷,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投射——我需要他的无力感,来让我感觉自己‘是有意义的’。”
她停了停,又在括号里补了一行:
(这种动机非常常见,尤其出现在经历过创伤后,需要通过“照顾他人”来维持内在秩序的个体中。)
她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沉思。
这几天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褚行昭站起来了——这本该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节点,她也确实替他高兴。
可她内心深处,却像丢失了一个锚点。
*
她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特殊的情感取向。
她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她对“残缺”“依赖”“羞耻中的信任”有一种近乎温柔执着的偏爱。可她也一直认为,自己能清楚地分辨——她喜欢的是“人”,不是“残”。
可当褚行昭开始走路、自己吃饭、自己洗澡之后,她的某种情绪,还是被打乱了。
不是嫉妒。
也不是失落。
而是——一种失去主导权的空落。
以前她能清楚知道,他需要她:他的每一次翻身、每一次摔倒、每一次排泄,都是在她面前完成的。
那种依赖感,是她和他之间的联系。
现在,这个联系被剪断了。
他走得好,吃得好,恢复得像从来没有倒下过。
可她,却没有因为他站起来而“安心”。
她反而更怕——他不再需要她。
*
她不是愚蠢,也不脆弱。
她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从最初的照护记录到行为模式追踪,每一次触碰、每一次反应,她都精确地标记过。
可那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有执念的人”。
她不是神。
她是个也有病的人。
她坐在那里,眼神有些发散,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那个晚上,他浑身是尿,坐在尿垫上,一言不发;她给他清理下身,手背沾着温热的液体,他只轻轻说了一句:“对不起。”
她那一瞬的怜惜,不是表演。
她是真心想接住这个人。
不是接住他的病,而是接住他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