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和藤原的谈判过去了两月,南州又入冬了。
唐敬微走的那日,没有锣鼓、没有唢呐,也没有白布拦门的哭声。
她曾说过,她不喜欢那种声势——“吵,太吵了。”她靠在床上时这么说,嗓音轻得像飘在风里,“小时候家里穷,一听见唢呐声就是谁家死人了。人还没凉,外面就开始敲敲打打,那声音……跟抢一样。”
“我死的时候,别吵。”她那时闭着眼睛,说得轻巧,“我这辈子耳朵都没安静过。”
所以她走得很静,像是从一扇轻轻掩上的门后头退了一步,就那么悄无声息地,不再出来了。
那场葬礼简单得近乎吝啬——一口沉棕色的西式棺木,几束洁白的栀子花,庭院里点着安静的白蜡烛。连来吊唁的人也不多。她生前太要强,朋友不是没有,但大多敬而远之。她身后也太静,像是怕吵到她的安息。
葬礼结束后,陈蔚青在母亲房里坐了一整夜。
那房间已经收拾过了,茶盏洗净了,床被叠好了,铜灯熄了,连那条陪伴母亲一生的丝帕也被收进了抽屉里。什么都井然有序,却安静得像一个空壳。她坐在屋子中间,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
她记得不清那一整夜自己做了什么,只记得窗外下起了雨,细细密密,落在庭院里的树叶上,沙沙作响,像极了母亲写字时手腕拂过纸页的声音。
有一瞬间,她几乎以为母亲还在屋里,正在屋角的灯下写账,或者正坐在铜镜前,拿着一支银梳一点一点梳头发。她甚至听见了母亲说话的声音:“这笔账不能算错——人家盯着你呢。”
可当她猛地抬头,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灯光,没有人影。
只剩下她自己,坐在一个已经被时间抽空的壳子里,像个努力寻找归属的孩子。
那一夜她才意识到,母亲这一生虽然锋利,但也孤独。
她说过的每句话,每一个苛刻的要求,每一次眼神里的压迫和克制,不是在对谁施压,而是在拼命握紧自己的位置。
她曾不愿母亲掌控她的一切,如今她好像终于明白,母亲不是想控制她,是想把她护进那个不属于她们的世界。
又或许不是,她可能是一个想控制女儿的妈妈。蔚青坐着,突然一股无名火冒上来。她突然想抓住那个名为唐敬微,被她称作“妈”的女人问一问,她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可死人是不可能开口了,或许在几十年后,她会在不知道哪里等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再问一问。蔚青这样想着,她想起那台机器,她原以为这能保存母亲的思想,直到母亲真的离去她才意识到,不行,那只是一台单纯的,问答机器。
她想起梁悯初说的,重要的不是问答逻辑如何设计,而是如何“定义那个人的思想”。
她其实从来都不知道,或许她从来都努力错了方向,她没能成功定义任何东西,或者思想本来就不是能被定义的。她不知道。
陈蔚青站在母亲的旧书桌前,伸出手,抚过那面泛旧的铜镜。她看着镜中自己憔悴的轮廓,忽然就想起母亲病重时说的那句话:“你比我……强多了。”
那声音太轻太远,仿佛隔了一个时代。
她喃喃应了一句:“我不知道。”然后转过身,走出房间。
风吹灭了廊下的灯,她没有回头。
夜色深沉,陈宅后院静得像被一层丝绒包裹。灯笼的光暖黄柔软,竹影被风轻轻摇动,投在地上,如水波起伏。
沈时砚今晚没有穿他那件西装,而是换了一件素灰的长衫,袖口微挽,露出手腕。他靠在院墙边的长椅上,一条腿搭着,一条腿微微伸出,看起来格外松弛,像是终于从永丰厂那些机油味和汗气中解脱出来。
陈蔚青坐在他左边,肩膀离他不过一拳的距离。
她没穿大衣,只穿了一件深蓝色细纹织料的长褂,腰身收得很贴,灯光在她耳下投出一层温润的影。她手中握着一个白瓷茶杯,杯沿已经泛起雾气。
“你是刚从厂子那边回来?”她先开口,语气很轻。
“嗯。”他偏过头看她一眼,眼神像从微光中抽出来的一线墨,“看到罗炽南的时候,他刚在教新工人怎么修机器。从没见他那么兴奋过,手上都是油,眼神却像打了火。”
“他很好。”她点头,声音低低的,像说给自己听,“罗简走了之后,他反而变得安静又专注。我一度担心他会一直不高兴。”
“不会。”沈时砚说,“阿简是会出头的。”
她没说话,低头抿了一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