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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第1页)

《6万元的双腿》第1章

2002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寒意也更凛冽。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年冬天,我生命中两个重要的节点交织在一起,一个是亲情的永诀,一个是陌生人命运的沉重托付。

外公走了。他离八十大寿,仅仅只差一年。那个总是喜欢在冬日暖阳下,坐在老家门槛上抽着旱烟,眯着眼睛看我在院子里疯跑的老人,没能等到那一天。他走得很平静,像一片耗尽了最后一丝绿意的叶子,悄无声息地飘落。

而我,至今都背负着一份沉甸甸的愧疚。在外公临走前的几天,我去乡下老家看望过他。他躺在床上,呼吸有些急促,脸色蜡黄,往日里矍铄的精神头荡然无存。我给他带去了一些镇上医生开的药,放在床头柜上。他拉着我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轻易地把我举过头顶,此刻却枯瘦如柴,微微颤抖着。

“娃啊,”他声音沙哑,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虚弱,“外公……外公怕是支持不了多久了……”

我当时年轻,或者说,是下意识地拒绝接受这样的现实。我强装轻松,拍了拍他的手背,用尽量欢快的语气说:“外公,您别胡思乱想,身体好得很!就是冬天来了,有点小感冒,吃了药,过几天就好了。您还得等着明年过八十大寿呢,我给您买最好的寿桃!”

外公浑浊的眼睛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松开了我的手,闭上了眼睛,像是累极了。

那天的黄昏,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凄艳的橘红色,也把老家的土坯墙映照得格外温暖。我却要走了。我对外公说:“外公,我要出一趟远门,去山西大同那边办点事。您好好养病,等我回来,再陪您说话,给您带大同的特产。”

他似乎是点了点头,又似乎只是昏沉中的一个无意识动作。我匆匆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母亲和其他家人,踏上了去县城的班车。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离别,就像过去无数次我离开家去外地读书、工作一样,我总会回来的。

我错了。那一次的看望,那几句苍白的安慰,那个匆匆的黄昏告别,竟成了我与外公之间最后的记忆。等我从遥远的山西大同拖着疲惫的身躯和一颗更为沉重的心回来时,迎接我的,只有外公冰冷的墓碑和母亲红肿的双眼。他终究没能等到我“回来再看他”,也没能等到他的八十大寿。这份愧疚,像一根细密的针,十几年来,时常在不经意间刺痛我,提醒着我当年的轻率与无能为力。

而我那次所谓的“出一趟远门”,便是由老家的朋友万民的一个焦急电话引起的。

万民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他家就在我们村隔壁。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城里的出租屋里整理资料。电话那头,万民的声音带着哭腔,夹杂着难以掩饰的焦虑和绝望,几乎是在嘶吼:“哥!哥!你快想想办法!我弟……我弟万兵出事了!”

万兵,万民那个才二十出头,刚刚褪去青涩,对未来还充满憧憬的弟弟。我对他有点印象,个子高高的,皮肤黝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很腼腆的一个小伙子。为了给家里盖新房,为了攒下娶媳妇的彩礼钱,他跟着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去了山西大同的煤矿打工,听说才去了不到半年。

“万兵怎么了?别急,慢慢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他在矿上出事了!”万民的声音哽咽着,“矿上的人打电话来说,井下顶板塌了,砸住他的腿了!现在人在医院,动不了,医生说……说可能要瘫痪!哥,你读过书,见过世面,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山西?我们要去找煤矿老板索赔!我爸妈都快急疯了,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索赔。这个词从万民口中说出来,显得那么沉重,又那么苍白无力。对于我们这些世代在黄土地上刨食的农民来说,“煤矿”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危险与未知的词汇,而“出事”,尤其是“砸伤了腿”、“可能要瘫痪”,几乎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彻底破灭。

万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哥,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知道你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跟煤矿老板谈谈,看能不能多赔点钱。万兵还那么年轻,他要是真瘫了,这辈子就完了!我们只求煤矿老板能开恩,多赔偿一点工伤待遇,让他以后的日子能好过一点,能有口饭吃,能……能活下去啊!”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哀求,那种绝望中的挣扎,让我无法拒绝。尽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是“心头很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没权没势,所谓的“读过书,见过世面”在那些财大气粗、可能还与当地势力盘根错节的煤矿老板面前,又能算得了什么?我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能帮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我看着万民那双充满血丝和期盼的眼睛(虽然是在电话里想象的),想到万兵那年轻的生命可能就此黯淡无光,想到他那个在老家望眼欲穿的家庭,我无法说出拒绝的话。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一个家庭的未来啊。

“好,”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别慌,我跟你们一起去。你先跟你爸妈商量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一边是外公病重的阴影,一边是万兵未知的命运和万民一家的殷切期望。我知道,这趟山西之行,注定不会轻松。

我和万民约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碰面。他带着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满脸风霜的庄稼汉,万大叔。万大叔平日里话不多,见了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搓着手,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句沙哑的:“大侄子,辛苦你了,让你跟着操心……”浑浊的眼睛里,是掩不住的惶恐和哀求。我连忙摆手,说:“叔,您别这么说,我和万民是兄弟,万兵的事,就是我的事,应该的。”话虽如此,我心里却越发没底,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们买了去山西大同的长途汽车票。那时候交通不便,从我们县城到大同,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坐那种绿皮的长途卧铺大巴,一路颠簸,要走将近三十多个小时。车是傍晚出发的,随着发动机的轰鸣,汽车驶离了熟悉的县城,窗外的灯火越来越稀疏,最终被无边的黑暗吞噬。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烟草、汗味和泡面混合的复杂气味,昏暗的灯光下,大多是和我们一样,带着疲惫和某种目的奔波在路上的人。

我和万民、万大叔挤在最后排的铺位上。万大叔一路上几乎没合眼,只是不停地唉声叹气,偶尔喃喃自语:“兵娃子命苦啊……怎么就出事了呢……”他的背似乎比平时更驼了,仿佛被什么无形的重担压着。万民也沉默寡言,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只有在汽车颠簸得厉害时,他才会猛地惊醒,然后不安地搓着手。

我试图和他们聊聊天,缓解一下压抑的气氛,问问万兵在矿上的具体情况,比如是哪个煤矿,包工头是谁,矿上方面目前是什么态度。但万民知道的也有限。万兵出事的消息,是矿上一个管事的人用公用电话打到村里小卖部转达的,语气很不耐烦,只说人伤了腿,在医院,让家属赶紧过去。至于煤矿的名字,万民只记得万兵之前写信提过一嘴,好像叫什么“宏业煤矿”,具体在大同哪个区哪个乡,他也说不清楚。包工头是邻村一个姓王的,平时在村里就油滑得很,出事后电话根本打不通,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哥,你说……我们到了那儿,能找到人吗?能要到钱吗?”万民终于忍不住,声音带着颤抖地问我,眼神里充满了不确定。

我心里一沉,这正是我担心的。茫茫大同,我们连煤矿的具体位置都搞不清,更别说要面对那些可能早就想好了对策的矿主了。但我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我的担忧,只能强作镇定地安慰道:“放心吧,总能找到的。万兵是在矿上受的伤,他们肯定要负责。我们先去医院找到万兵,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想办法联系矿上。总会有办法的。”

“总会有办法的。”这句话,与其说是安慰他们,不如说是我在给自己打气。

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漫长得像一个世纪。车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平原,逐渐变成了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天空也似乎变得更加灰蒙。越靠近大同,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一股煤尘的味道。终于,在第三天的凌晨,汽车摇摇晃晃地驶入了大同汽车站。

一下车,凛冽的寒风夹杂着煤烟味扑面而来,比我们老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几分。天还没亮,车站广场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人,大多是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和小旅馆的伙计,操着浓重的晋北口音,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无助和茫然。

“先找个地方落脚,吃点东西,然后想办法去医院。”我定了定神,对万民和万大叔说。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开了一个两人间。房间狭小、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但好歹能歇脚。简单洗漱了一下,吃了碗热乎乎的面条,稍微驱散了一些寒气和疲惫。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找到万兵所在的医院。

我们再次陷入了困境。矿上的人只说在医院,却没说在哪家医院。大同这么大,医院肯定不少。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先是去了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打听,人家说没有叫万兵的病人。然后又去了市里面一家稍微大一点的医院,依然没有结果。万大叔急得满头大汗,嘴唇都干裂了,一个劲儿地问:“这可咋办啊?兵娃子到底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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