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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开始 自延安采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的民间美术学科发展之路（第2页）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和推广，中国政府也逐渐推出不同举措推动非遗传承和保护。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启动实施为期17年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项工程计划从2003年到2020年创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机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普查，在普查和科学认定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以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为核心，最终建立起科学而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机制。

2001年10月至2004年10月，受教育部委托，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承担“中国民间剪纸无形遗产”申报与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项目，在申遗的一千个日日夜夜，为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进行田野调查、传承人确定、编纂文稿等工作。2003年12月，对来自不同民族社区的22位民间剪纸传承人的生活与艺术创作进行口述调查、图像采集、记录与整理工作，编撰完成中国民间剪纸申遗的中英双语版申报文本《正在消失的母亲河——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剪纸》及申报片。2004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联合召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走近母亲河——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大型展览。9月，在此前申报文本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图像文本——中国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的生活和艺术》。2009年，经过先后3次申报，“中国剪纸”终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申遗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从此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立为文化遗产日，2016年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15年3月，文化部试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下文简称“研培计划”），中央美术学院成为研培计划首期试点单位。在非遗培训工作中，非遗中心探索出了研培计划全面推广的基本可行性方案，确定培训由“教学—创作—展览”三个基本模块构成，教学阶段则由非遗专题讲座、国家级传承人示范研讨、工作室小组教学三部分组成。开创性地提出了“三知”（知情、知艺、知辩）的教学主题，所谓“文化要知情”，传承人首先要成为社区文化的“知情者”和“持有者”，其中不仅要知道民俗文化和禁忌，也要知道社区传承的情况，这也是“知艺”与“知辩”的基础和前提；“技艺要知艺”，主要从传统技艺之“艺”的层面进行探讨与交流，倡导传承人秉承上一辈传人精湛的传统技艺水平，能保持本社区技艺传承的代表性；“发展要知辩”，即在文化持有与技艺精湛的基础上，面对社区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新时期，辩证地对待传承与创造的可持续之路。[20]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切实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以法律保障，我国非遗保护法律体系和工作机制日趋完善。2016年以来，文化部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牵头研究制订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21]2015年4月，文化部印发《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通知》，启动300名年满70周岁及不满70周岁但体弱多病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

在非遗保护新时期，继“剪纸申遗”项目之后，我们决定继续拓展对少数民族剪纸状况的调查研究，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对中国少数民族剪纸传统进行摸底调查，项目时限虽然为2009年10月至2012年12月，但实际上前后已经投入16年时间。通过田野调查，在中国境内有诸多民族有和剪纸相关的习俗传统[22]。2018年，《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八卷本丛书出版，汇集了28个少数民族传统剪纸的调研报告，作为项目最终成果。2017年，非遗中心再次申报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剪纸艺术研究”，完成中国宝鸡至吐鲁番地区剪纸传统调查，梳理丝绸之路东段剪纸传统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文化传承状况，对高龄传承人进行深入的口述史调研，继续追寻活态的纸文明。

“扶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曾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因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充分激发全民族人民的文化活力。2018年，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决胜期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驻点调研创作工程”委托，笔者用两年时间，与摄影师、博士五人六赴陕西省宝鸡市陇县进行田野考察和摄影创作，观察村庄中正在延续的民间艺术传统，探索民间文化对村民生存和生活的意义。调研成果《古乡厚土：陇县乡村扶贫纪实》涵盖了8万余字，近400幅图片，记录了陇县濒危的民间美术类型，以及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时刻。

2。多元化的非遗探索与创新实践

文化的传承是不断与时代互动的过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过大量实际案例的积累，笔者归纳出了四个方面的实践经验。

其一，“大学与非遗”。其提出基于中央美院早期民间美术学科教学成果和后期的传承人研修研培经验。“大学与非遗”研究民族社区的知识生产，为非遗传统的可持续继承与发展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帮助解决现实中文化遗产的疑难课题。[23]其中，除了上文提及的“三知”外，“三化”是更进一步的培训原则，即培训工作的“常态化、互动化、职业化”，促进大学这一机构在非遗传承中更大程度地发挥积极的作用，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更加扎实的理论指导和更加稳定的教育服务。“三知三化”为传承人和高校建立起有效沟通的桥梁，进而使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构更加完善。

其二，“社区非遗”。其提出是基于对非物质文化原生地的持续关注和社会实践。中央美术学院在非遗培训后续过程中建立了“社区回访”制度，即跟随传承人回到其生活的社区，考察社区非遗传承现状、发现培训中针对社区需求存在的问题。[24]乡村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源泉，多民族社区的活态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参与回访调研的大学生真正进入社区中，认识传承人的知识技艺、文化持有和工匠精神等，了解传承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体会非遗传承现状，将地方知识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或者学术研究中；与此同时，传承人可以与高校师生进行思维碰撞，有根据、有目标地实现创造创新。社区非遗的文化认知是传承人群参与实践的核心内容，除了高校对社区非遗的关注，还应鼓励社区内的有心人自发对社区文化进行田野调查与资料记录，带动非遗的社区传承。[25]

其三，“少年非遗”。其提出是基于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个案研究和“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教学经验。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中小学生的民族美育是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传承方式之一，民间艺术则是典型的、最实在、最活生生、最有人气的美育，少年非遗是儿童美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机结合，以艺术教育的文化启蒙与传承实践为主要内容，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将非遗作为地域性文化与艺术资源，以适合的方式在少年阶段开展认知实践和启蒙教育”[26]。但是，不同于传统理论意义上的非遗传承人，少年非遗对技艺的水平和练习的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定，其理念重在培养儿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兴趣，播撒文化传承的种子。作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笔者在九年义务教育美术课程修订中持续关注“少年非遗”的传承问题。

其四，“海外非遗”。近20年来，笔者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剪纸展览：1996年，笔者在巴黎中国城举办“乔晓光剪纸艺术展”；2010年，受邀赴瑞士阿彭策尔考察瑞士传统“上山节”及瑞士剪纸，创作了以“阿彭策尔”为主题的系列剪纸；2011年，应邀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讲授中国剪纸文化传统，传习剪纸实践。剪纸是世界性的文化技艺，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信仰不可或缺的媒介载体。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这是新世纪以来笔者面对的剪纸创作新挑战。在传播中华剪纸文化过程中，笔者开拓了海外少儿传播非遗的方法和模式，对于跨文化背景下的少儿剪纸传习，总结出一套方法：首先，介绍剪纸的文化内涵和特征，深入到文化的具体性和独特性；教授基本的剪纸技法，如折剪、对称纹样、推剪等；最重要的是在儿童掌握技术后，用剪纸语言描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表达内心的真实。[27]

其五，“源自文化遗产的灵感”。30余年来，笔者坚持用剪纸作为表达自我的语言，创作内容从日常生活到中国传统文化再到与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公共艺术合作。“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是近年来面对的新的挑战和机遇。2004年，为挪威易卜生话剧院《寻找娜拉》戏剧进行剪纸舞台美术设计，以分别象征母性和父权的不同意象构建红色婚俗剪纸，为舞台剧营造了深沉的情感张力。2008年，以“卡莱瓦拉”为主题，拜访了传唱老人尤斯西，创作了40多幅剪纸作品。2014年，为美国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创作大型剪纸装置作品《城市风景》，以写实手法串联起北京和芝加哥两个不同的城市。2016年，与挪威著名剪纸艺术家凯伦·碧特·维乐共同举办的“纸的对话——龙和我们的故事”展览，以龙为主题，完成跨文化的艺术交融和共享。剪纸创作是源自文化遗产的灵感，在叙事过程中，越发感觉到“比沟通交流更重要的是融合”，剪纸跨越了语言和国籍的障碍，心与手的造物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发挥着独特的魅力。

[1]陈勤建、毛巧晖：《20世纪“民间”概念在中国的流变》，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4页。

[2]杨宏海：《黄遵宪与民俗学》，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3]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民俗周刊》1928年第17—18期。

[4]乔丽华：《“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5]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编印版画全集（4）·木刻纪程》，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6]乔丽华：《“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7]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新文化史料》1987年第2期。

[8]江丰：《回忆延安木刻运动》，《美术研究》1979年第2期。

[9]李小山、邹跃进：《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0]杨超、毕剑横：《毛泽东思想史》（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11]艾青：《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245—246页。

[12]1939年6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所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

[13]朱金楼：《论江丰——为纪念江丰同志八十诞辰作》，《新美术》1990年第2期。

[14]乔晓光主编：《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15]杨先让：《黄河沿途民间艺术》，杨先让：《梦底波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16]杨先让、杨阳：《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下），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17]刘骁纯：《新剪纸走向成熟》，《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26期。

[19]乔晓光主编：《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20]乔晓光主编：《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2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gov。ti2017-1017t_5232430。htm。

[22]包括壮族、藏族、裕固族、彝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土家族、土族、水族、羌族、纳西族、苗族、蒙古族、毛南族、满族、傈僳族、黎族、拉祜族、柯尔克孜族、回族、赫哲族、哈萨克族、哈尼族、仡佬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侗族、德昂族、傣族、达斡尔族、布依族、布朗族、白族（排序不分先后）等34个少数民族。

[23]乔晓光：《田野研究与学科建设：以民间剪纸为个案的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24]乔晓光：《田野研究与学科建设：以民间剪纸为个案的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25]乔晓光主编：《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26]乔晓光主编：《中国经验：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27]张晓萌：《非遗与少儿——乔晓光的儿童美术教育观》，《民艺》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