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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世纪开一纪元 冷战时期的黄宾虹18651955与现代艺术1（第1页）

“为20世纪开一纪元”——“冷战”时期的黄宾虹（1865—1955）与现代艺术[1]

洪再新　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和艺术史系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

方小雅　译　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20世纪的艺术史中，现代主义和对现代性的渴望盛行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中国画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遍布全球市场。在其全盛时期，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为了展现创造才能，纷纷将地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艺术影响融于自己的艺术实践。晚年的黄宾虹（1865—1955）就是这类尝试的出色典范[2]。他不仅通过推动“民学”理念倡导现代主义，而且本人脱胎换骨的绘画风格即是现代艺术的象征[3]。去世前的三个月，黄宾虹给他的国内友朋写了四封信。其中有两封[4]回忆了他与外国友人的艺术交往，诸如意大利的查农（on，1889—1972）[5]、西德的孔达（Vitag，1906—1973）[6]和美国芝加哥的德里斯珂（LucyDriscoll，1886—1964）；另两封信也提及了社会主义阵营“有印度、罗马尼亚、捷克、波兰友好”[7]。华东行政委员会曾于1953年初授予黄宾虹“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的荣誉称号。实际上，他在冷战时期人际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越了这个称号的国家定义。巧合的是，他未曾谋面的英国友人苏立文（MichaelSullivan，1916—2013）于1959年出版eseArtihtury（《20世纪中国美术》），是该领域英文专著的开山之作，扉页选取的正是黄氏极富表现性的抽象风格山水画，以此象征中国的现代主义[8]。

正如黄宾虹被误认为是“传统主义者”，同样与事实相去甚远者，还有认为他仅凭一己之力回应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看法[9]。在中国，现代主义绝非某一位艺术家单枪匹马的英雄式壮举，而是民国以来中国艺术家群体在不断论争和艺术探索实践过程的演进。黄宾虹1948年由北京南下杭州，任国立艺专国画科教授。一年后杭州解放，是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像黄宾虹一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坚持与国际现代艺术运动的直接对话，正如他给艺术鉴赏家郑轶甫的信中所言，他的努力，旨在“为20世纪开一纪元”[10]。于黄宾虹而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关于艺术创作的思想呈现了巨大的历史张力：在置身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活跃的艺术交流的同时，他毕生从事的中国画创作也在世界现代艺术**中达到了顶峰。

一、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现代主义

195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黄宾虹与毛泽东主席见面，亲切交谈。其实，此前大约半年，他还不太确信自己从20世纪最初八年起坚持的艺术道路会有怎样的未来。1949年8月，他拿到国立艺专续聘合同，确保了教职，但他并不能由此判断国画的命运。为了改良国画，更确切地说，为了适应新政权的政治需要，1953年国画系和油画系被合二为一，成立了彩墨画系。而在杭州，黄宾虹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面对新形势的老一辈国画家。例如，曾于1944—1946年担任艺专校长的潘天寿（1897—1971），就尽力调整自己的文人画风和表现主题，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变化。出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热情，他实验了各种新花鸟画风格[11]，兼及人物和山水题材[12]。

国立艺专的其他教员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学院后又经历了什么呢？留学东京的现代派画家倪贻德[13]，左翼美术家、作家魏猛克（1904—1993）等人以解放军军代表的身份负责接管工作。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随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留学巴黎的雕塑家刘开渠（1904—1993）被任命为院长。另外，中央政府派来从延安和解放区来的江丰（1910—1983）和莫朴（1915—1996），主管变革中的新形势。据倾向进步的上海现代画家和艺术评论家朱金楼（1913—1992）的回忆，可以感受新旧交替期间校园内令人振奋的现实氛围：

解放初期除旧艺专原有教师大多在校外有家外，解放后来校的教师则均住于校内一座底层作为办公室之两层楼房上层，有江丰、莫朴、庞薰琴、丘堤、彦涵、王流秋，金冶、金浪、张漾兮、卢鸿基、曹思明等同志和我。刘开渠院长及倪贻德副院长虽早在艺专，但亦住此楼上。因居室集中，关系密切融洽，每于晚饭既毕，湖畔徘徊少顷后，即聚谈于庞薰琴、丘堤夫妇居室中，俨然“沙龙”，自教学探讨、艺坛旧闻、老区故事、社会经历，以及延安——上海——巴黎，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涉，谓之“楼居夜话”……[14]

“楼居夜话”可被视作此次工作坊主题“社会主义现代主义（so）”的一幕。这所国立院校的高等艺术教育，它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于将其重心转移至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民学”观上。1948年8月15日，从北京到杭州的途中，黄宾虹在上海美术家茶会上发表公开演讲《国画之民学》。基于数十年来中国和国际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他表达了一种源自国内外国画观众的现代主义构想。与之对比，在人民民主专政下[15]，中国共产党定义的“民”的概念，特指两条统一战线：国内，主要代表工、农、兵的社会群体；而在国际上，基本指向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人士。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新的社会构造中，黄宾虹被邀请列席政协第一届第三次全国委员会。身为与会代表中最年长者，宴会中黄宾虹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祝酒，留下一段被后人称为“高峰会谈”的佳话[16]。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画的关注，尚待研究。他倒是更欣赏董希文（1914—1973）于1952—1953年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17]。然而，毛主席一位湘潭同乡便是大名鼎鼎的画师齐白石（1864—1957），其作品广销国内外市场。齐白石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为北京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议厅创作的和平鸽。此前，活跃的西班牙籍法国共产党党员毕加索（1881—1973），以其著名的《和平鸽》献礼19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1月7日，政府给九十岁的齐白石老人祝寿，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并选举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8]。同年2月28日，黄宾虹获得了华东人民政府的表彰，庆贺他九十华诞。不久，他受聘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

黄宾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人脉网络，包括国家副主席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1885—1959）[19]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创始人陈叔通（1876—1966）。他们都是黄宾虹的老友和重要的赞助人。李济深的书信往来，嘘寒问暖，确保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能给黄宾虹改善生活起居条件。陈叔通更是在剧烈变化的历史语境里协调各方力量宣传黄宾虹和中国艺术传统。此外，身为鉴藏家，陈叔通还将黄氏晚期作品与印象派画作做对比，特别指出了前者的现代主义特征。对此，黄宾虹“笑而未答”[20]。

伴随着齐白石和黄宾虹等国画界泰斗晚年境遇的改善，此时黄宾虹的现代主义尝试在他的忘年交傅雷（1908—1966）那里持续得到精神的回馈。傅雷是求学巴黎的艺术批评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和现代主义的积极推动者[21]。傅雷见证了黄宾虹晚年的艺术高峰，不但一手筹划了他在沪的首次个展，庆祝其八十大寿，而且将他的风格演变与立体主义和野兽派作比，推进了陈叔通的印象派比较[22]。1954年9月20日，在黄宾虹上海个展的座谈会上，傅雷的发言重申了黄氏1948年公开演讲的观点：“西画与中画，近代已发展到同一条路上。”[23]与中央和省市各界政要赞助黄宾虹艺术的方式不同，傅雷和国内外的新老拥趸们（赞助人）继续用现金和其他支付方式求购其作品。其中一些特殊订件为山水册页，这一规格方便傅雷邮寄给外国友人，向他们展示中国的现代主义。

在这个新地缘政治氛围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李初梨（1900—1994）于1954年12月13日拜访了黄宾虹，[24]翌年1月14日，中国海外新闻处的一位记者来访[25]。黄宾虹的艺术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些来访，以及借由捷克艺术家、学者们对齐白石的研究[26]，被介绍给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