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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博物馆（第1页）

卡莱尔博物馆

卡莱尔又说：“往伦敦方位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西敏寺与圣保罗大教堂高塔的顶端。当含煤烟的云影退去，隐约可见其他如梦似幻的殿宇。”

“伦敦方位”已经是过时的说法。如今，在切尔西看伦敦，就像坐在家里看向家里一样，跟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没什么两样。不过，卡莱尔并不认为自己住在伦敦。

有个人站在公园角落，对着路过的行人进行演讲。从另一头走来一名戴着釜锅形尖帽子的老爷爷，驼背，罩着旧外套，停下脚步看着演讲者。演讲者立刻停止演讲，迈开脚步来到不晓得打哪儿来的乡下学者面前。两人视线交会。演讲者以含混不清的乡下腔调问：“请问您是卡莱尔[1]吗？”乡下学者回答：“我怎么可能是卡莱尔呢？”他反问：“你就是传闻中那个切尔西的哲人吗？”演讲者哈哈大笑。“原来大家称我为切尔西的哲人！那可是鸟的名字[2]，人类的sage比较罕见呢。”乡下学者回答：“原来如此，阿猫阿狗也是人类，为什么特地给哲人起个名字呢，简直就像给鸟取个小名。人类明明只要当人就好了。”他一样哈哈大笑。

晚饭前，我到公园散步时总会坐在河边的椅子上，眺望对岸。岸边很容易出现伦敦特产的浓雾。我用樱木手杖撑着下巴，看着正对面，遥远对岸马路上的雾越来越浓，五层楼高的城镇下方，逐渐隐没于这阵漫长的烟雾里。末了，仅存杳然空中难以捉摸的茶褐色影子，仿佛将遥远未来带到我的眼前。这时，我首度于茶褐色影子深处，见到洒落的微光。三楼、四楼、五楼都点亮瓦斯灯。我拄着樱木杖，回到寄宿的宿舍。归途中，我总会想起卡莱尔与演讲者的故事。那个迷蒙中混着瓦斯云雾的地方，就是当时乡下学者居住的切尔西。

卡莱尔已经不在了，演讲者大概也过世了吧。不过，切尔西却一如往昔。不对，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是卡莱尔居住多年的老房子。自1708年于切恩路落成以来，老房子已经不知道迎来几任主人，又送走几任主人了，如今却依然维持往昔的模样。卡莱尔亡故后，在几位志愿者的号召之下，大家搜罗他生前用过的器物、日用品、书籍，分置于各个房间，方便来自各地的热心人士自行参观。

举出与切尔西有关的文学家，前有托马斯·莫尔[3]，后有斯末莱特[4]，接下来是与卡莱尔同时代的利·亨特[5]，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利·亨特正好与卡莱尔比邻而居，卡莱尔还曾写下记录，在他搬进这房子的那晚，利·亨特曾登门造访。此外，利·亨特曾赠送雪莱[6]的塑像给卡莱尔的妻子。除此之外，爱略特[7]的房子与罗赛蒂[8]的宅邸就在河岸另一头的马路上。不过这些房子现在都有人居住，没办法参观。唯有卡莱尔的故居，只要付六便士，任何人都能随时、随意参观。

从河岸大道往南拐走，即可进入切恩路，卡莱尔的家就在中段右手边。门牌是24号。

我几乎每天都隔着河流，眺望雾里的切尔西。一天早晨，我终于跨过桥，叩问这个有名的“草庵”。

“草庵”听来有几分寂寥的感觉，还有些许潇洒风流的情绪，然而卡莱尔的“草庵”并不是那种不堪一击的房子。它就盖在站在马路上就能直接敲打大门的路旁，是一栋四层楼高的正方形屋子。

屋子没什么凸出与凹陷，笔直地耸立着，就像是将大型工厂的烟囱连根刨除后，覆上天花板，再加上窗户一样。

这就是他离开北方乡村，初次来到伦敦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房子。他找过西方，找过南方，甚至找到了北方的汉普斯特，仍然找不到心目中的房子，最后来到切恩路，看了这座房子，却没有马上订下来的勇气。曾辱骂四千万愚人及天下的他，对房子似乎拿不定主意，他向那些愚人之中负责付钱的妻子详细禀报之后，征求她的想法。妻子回答：“关于您提到的两间出租房屋，若您认为无不妥之处，在我赴伦敦之前，请对方暂且空下房子，若遭逢必须事先决定之情况，盼您先行考虑如何处置。”卡莱尔总是在书上写得自己无所不知，他似乎也很清楚必须依赖妻子才能做下决定，在妻子到伦敦之前，他只能袖手旁观。四五日后，妻子来了。这回两人一起东奔西跑，最后还是觉得切恩路比较好。两人在1834年6月10日搬到这里，搬家的路上，侍女手上的金丝雀在笼中鸣唱，也成了众所周知的趣闻。夫人选中这座房子，不知是因为非常喜欢它，还是因为没看上其他房子，无论如何，这座宛如烟囱的正方形屋子以每年三百五十日元的房租，迎来了这对夫妻。卡莱尔化身克伦威尔[9]、腓特烈大帝[10]，在这宛如烟囱的屋子里，写下克伦威尔、腓特烈大帝，拒绝为迪斯雷利[11]服务，过着艰难困顿的生活。

如今，我站在这座方形屋子的石梯上，敲响鬼脸形状的门环。过了一会儿，里面走出来一名年约五十岁的肥胖老婆婆，她说了句：“请进。”她似乎一眼就看出我是访客。老婆婆随即拿出一本像签名簿的本子，说：“请签名。”留学伦敦期间，我曾四度造访这栋房子，四度在签名簿上写下我的名字。而这次是我首度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原本打算写得端正一些，但后来写出来仍是我那一如往常的丑字。翻阅前面的页数，完全不见日本人的姓名。所以我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日本人，我为了这点无聊小事高兴不已。老婆婆又说：“请跟我来。”接着她打开左手边的门，走进面向城镇的房间。据说这里以前是客房，摆着各式物品，墙上挂着画与照片，大多是卡莱尔夫妇的肖像。后面的房间是卡莱尔设计的书架，里面塞满书籍，有艰涩的书，有无聊的书，有老旧的书，也有看不懂的书。除此之外，还有为了纪念卡莱尔八十岁生日而铸造的银牌与铜牌，似乎没有金牌。一切可称为奖牌之物，都十分坚固、耐用，历久弥新，想到它和获奖者宛如一阵青烟的寿命之间的差别，我就觉得十分奇妙。接下来走上二楼。这里又有一座大书架，一样塞满书籍。书架上一样有许多看不懂的书、没听过的书、快塞不下的书，总共有一百三十五本。据说这个房间曾经也是客房。这里有俾斯麦[12]写给卡莱尔的信件与普鲁士的勋章——也许是因为撰写了腓特烈大帝传记，卡莱尔才有此藏品。还有他妻子的床，做工非常粗糙，毫无装饰。

每个国家的引导讲解员似乎都是一样的。从刚才起，老婆婆就在为我讲解室内的绘画器具。虽然不是学了五十年引导讲解专业知识的人，但她非常熟练，似乎轻轻松松就能脱口说出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语气流畅，抑扬有致，富有节奏感。她的语调十分有趣，光听的话，我是不晓得她在讲什么的。刚开始，我们还有问有答，后来我觉得烦了，她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我摆出一副打算自由参观的态度。不管有没有人听，老婆婆还是一副一定要说的样子，也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不曾怠慢，继续着几年几月几日。

我从东侧的窗户探头，环视附近的情况。屋外有个约莫三十平方米的院子。左边、右边和正前方，都被石头砌的高墙隔开，形状一样是正方形。正方形大概都是这座房子的附属品。卡莱尔的脸不是正方形的，他的脸看着像是把中央凹陷的悬崖放在草原上，妻子的脸则像刚做好的蕗荞。此刻正在为我讲解的老婆婆，脸和红豆面包一样，圆滚滚的。再看老婆婆的脸，我觉得真的很圆，她又开始念起几年几月几日。我再度把头伸出窗外。

卡莱尔曾说：“从后窗望去，仅能见到枝叶茂密的树丛、碧色原野，以及点缀其间的陡峭红屋顶。最近吹西风的时候，视野非常辽阔，令人心旷神怡。”

因为想看看茂密枝叶，眺望青色原野，所以我从后窗探头。我已经二度探头，却不曾见到青色之物。我看到右边有房子，左边有房子，正前方也有房子。上方则是一整片灰色的天空，像犯了胃病似的，无精打采地垂挂着。我把头缩回窗子里。老婆婆又高声诵读几年几月几日的后续。

卡莱尔又说：“往伦敦方位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西敏寺与圣保罗大教堂高塔的顶端。当含煤烟的云影退去，隐约可见其他如梦似幻的殿宇。”

“伦敦方位”已经是过时的说法。如今，在切尔西看伦敦，就像坐在家里看向家里一样，跟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没什么两样。不过，卡莱尔并不认为自己住在伦敦。他打算闲居乡村，远望位于都市中央的大伽蓝[13]。我三度探头，把视线移到他所谓的“伦敦方位”。不过我看不见西敏寺，也看不到圣保罗大教堂。数万间房子、数十万人、数百万声音，在我与教堂之间响起、缭绕、回**。1834年的切尔西与今日的切尔西，已经截然不同。我把头缩进来。老婆婆沉默地伫立在我背后。

走上三楼，卡莱尔的床铺冷冰冰地横放在房间角落。青色布幔静静地垂落，空****的床铺后方是寂然的昏暗。床框不知道是什么木材，做工一点儿也不精致，除了朴实，再没其他特色。我不禁想起躺在**的人。一旁是他生平使用的浴缸，宛如九鼎，尊贵地摆在那里。

说是浴缸，只不过是稍大一点儿的水桶。想到他曾在这里，洗去伦敦的煤灰，我便忍不住在脑海中勾勒起他的模样。偶然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他离世时以石膏取下的面具。原来他长这样。正是这张脸，在这高度与暖桌架差不多的浴缸里，在这张朴素的**躺了四十年，一直抱怨外面很吵。老婆婆毫不迟疑的语气，仿佛横滨人通过电话打招呼。

“如果您觉得差不多了，就往上走吧。”老婆婆说。我明明觉得自己已经将伦敦的尘烟与杂音留在遥远的下边，独坐在五重塔的顶端时，耳边竟又传来催促我“往上走”的声音。我不可思议地想，还有上面啊。我同意：“走吧。”越往上走，我就越感到奇妙。

走到四楼的时候，我只觉得虚无缥缈，有种毫无来由的喜悦。与其说是喜悦，倒不如说是不可思议。这里是阁楼，天花板的左右较低，中央较高，形状宛如马鬃，最高的屋脊处嵌着用来采光的玻璃，倾泻至阁楼的光线都是从头顶笔直射入。头顶与通往全世界的蓝天之间，只隔了一片玻璃。没有丁点儿遮蔽物。这个房间是卡莱尔自行设计、建造的，建好之后，把它当成书房，打算一整天都窝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计划出了差错。夏天热得待不住，冬天冷得熬不住。老婆婆以朗诵的口气讲解到这里的时候，回头看着我，圆滚滚的脸底下，隐含笑意。我无言地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