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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拉伯雷（第1页）

第十四章拉伯雷

社会的动**变革总会制造出一些奇怪的同盟者。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一本受人尊敬，并可供一家老小阅读欣赏的书上；但是若在公共场所谈及拉伯雷[1]，则被认为是有伤大雅。确实，这个人很危险，以至于国家都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那些“邪恶”的作品，在很多国家里，他的书只能从胆量更高的书贩那儿得到。

当然，这还只是那些骗人的官僚，利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的许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书对二十世纪的普通民众来说，就像《七个尖角的阁楼》和《弃儿汤姆·琼斯》一样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繁琐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作品中也并没有什么寓意和启发性。拉伯雷用的词汇在当时很通俗，如今却不常用了。然而，在那一片碧蓝的田园时代，那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靠土地为生的年代，因此“铁锹”（Spade）就是“铁锹”，母狗（Lady-dog）也不会被理解为“贵夫人的狗”。[2]

不过，人们目前针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对意见，不仅仅限于反对他那丰富但有些过于直率的用词，而是比这深刻得多。这是因为，许多杰出人物对于那些对生活拒绝持绝望态度的人的观点感到无比恐惧。

在我看来，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对生活说“是”的人，另一种则是对生活说“不”的人。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勇敢地和生活争斗，并充分利用命运所赐予的一切。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又怎能不接受呢？），但是对命运的赐予嗤之以鼻、抱怨不休。就好比一个小孩本想要木偶玩具或小火车，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一方面，“是”派的同胞们，很乐意接受那些郁郁寡欢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并注意处处宽容忍让他们，即使“不”派将悲伤的情绪弥漫整个大地，或者因对生活感到失望而到处修建起可怕的纪念碑，等等举动，“是”派的人也不会去阻拦。另一方面，“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是”派的人给予和前者相同的待遇和情怀。

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一旦有机会，“不”派便会立即把“是”派从这个星球上清除干净。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不”派为了满足他们灵魂深处的嫉妒之心，便会无休止地迫害那些主张“世界是属于生者的而不是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者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这无疑是件憾事。但是，似乎人们也不可能都去做掘墓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一些像波罗尼厄斯[3]这样饶舌的人物；不然的话，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那该有多恐怖。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著作里，有些许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大量作品里找到，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一生的经历有一个相当准确地了解。

拉伯雷所处的时代是紧随伊拉斯谟之后的一代，但他生活的世界仍被僧侣、修女、执事和各种类型的托钵僧们把持。他出生在法国芝农，父亲不是药剂师就是醑剂商（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同），家境富裕，因此有足够的钱供儿子在好的学校念书。在那里，年轻的弗朗索瓦结识了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那些男孩子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具备写作的天赋，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这个词常常被曲解，我这里取其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很多社会要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有的成为主教，有的成为红衣主教，有的则是大使；他们翻译古典文字作品，编撰炮兵、步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事务。在那个时代，一个贵族头衔带来的不是充满乐趣的快乐生活，而是无尽无休的责任和义务。

从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可以看出，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陪他们饮酒作乐的有趣的食客。在他人生遭遇坎坷与挫折之时，总能得到他那旧时同窗的帮助和支持。不管何时他和他的上司产生矛盾，发生了纠纷，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为他排忧解难；假如偶尔在法兰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对这个年轻执着的道德学家什么不利的情况，便总会有一个杜贝拉家族的人恰好奉命出国，并急需一位既懂点医术又有拉丁文造诣的学者做秘书。

这个细节不容忽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博学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在不幸中突然终结，而他那颇具影响力的老朋友的势力干预，又将他从索邦神学院的愤怒中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那些加尔文主义者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本来他们已经把他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但是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讽加尔文派大师偏执的宗教热情，认为他狂热、偏见、残忍，和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那些三杯酒下肚就将神圣和圣洁什么的完全抛在脑后的同僚没有什么两样。

两个敌人中，索邦神学院当然更具危险性。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斥责，但一超出细小而狭长的疆界，他的雷霆之怒就会像爆竹一样，没有什么威力了。

而索邦神学院就不同了。它和牛津大学一道，顽固而坚定地支持正统派和“旧的学说”，一旦有人胆敢挑战或质疑它的权威，它绝不会对这些人手下留情，并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也会心照不宣地予以鼎力合作。

唉！拉伯雷一毕业，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喜欢喝上等的美酒，也不是他喜欢讲那些僧侣同伴的有趣故事。他所做的事情比这些更加糟糕，那就是他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邪恶的希腊文。

这消息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那里，上司便做出了搜查他住所的决定。在他的住所，他们发现了许多的违禁书籍，其中包括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德[4]的书。

这可真是个可怕的发现。虽然他的那些朋友权大势强，但也是费尽周折，多方活动，才使他得以解脱困境，逃过一劫。

在教会发展史中，这一阶段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修道院是社会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促进教会利益方面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努力。不止一位教皇曾预料到，如果一个修道院的势力发展得太过强大，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和以往一样，明明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最终却还是什么也没有做，迟迟不见有所行动，其结果就是任其越发壮大。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该组织由少数傲慢的贵族平稳地、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动乱；而其他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如影随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原因，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有可能是因对某一个词的错误解读而造成的。

在一个热衷于民主理想的世界，很容易就会被一个“一贯正确的人”的观点给吓唬住了。

因此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流行的观点和说法，“一个庞大的组织，假如只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只需跪下来高喊‘阿门’表示服从，那么管理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对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形成一个正确、公正、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那真是难上加难。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少之又少。

此外，重大决策的形成，总是要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而做出决定之前的最后那场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因此，通过这样的程序而产生的决议或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正案也“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决议，一旦明确地写进了国家的最高法律之中，那么其他任何争执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切都到此结束。

如果有人声称，要统治管理美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坚定地站在宪法的一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无异于就是在说，既然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有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温驯的羔羊，心甘情愿地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利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居住在拉特兰教堂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就大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只要对最近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宗教改革的人，常常会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罗马当权者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5]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似乎全然不知晓。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美好的事业，其实他们自己才真正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看问题有失公正，不能处理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这些人，如阿德里安六世[6]和克雷芒七世[7]，很清楚他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致命的问题。不过，能够指出丹麦王国里腐败堕落的现状是一回事，而能改正弊病挽救局面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指哈姆雷特）是美好幻觉最后的一个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正直诚实之人的无私的努力，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便会在一夜间得到纠正。

也有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他们帝国的旧式官僚机构已经腐败不堪，效率低下，对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已经构成巨大的威胁。

他们也曾做出了如暴风雨般巨大的努力，推行改革，到最后依然是以失败告终。

那些曾经也有那么一刻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又有多少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若是建立民主式的政体而不是代议式的政体（正如共和政体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社会陷入一系列的混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