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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三次讲学时期（第1页）

第九章　第三次讲学时期

本章要叙述的是，王阳明50岁至56岁大概六年的时间中，诸如门人教化、讲学上的论辩，以及他的四处游历的事迹。经历了人生中那么多的残酷体验，王阳明先生此时的胆识谋略与此同时几乎经历了最高限度的磨炼。对此，读者朋友如果对王阳明这一时期的传教的殚精竭虑详加体悟，肯定会受益良多。

发表“致良知”

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年，王阳明50岁。他仍身在江西，正月的时候居住在南昌，从这时候起，他就开始传播阳明学的最核心思想——致良知。

在这之前，王阳明得知武宗皇帝的车驾在上个月十日已经返回宫廷，起初的顾虑一下子就没有了。当时的王阳明还在亲征的路途之上。由于经历了宁王朱宸濠、张忠、许泰等人的蓄意陷害，王阳明更加体会到了良知真的足以令人忘却患难、超越生死。所谓的考三王（指的是中国大圣人尧、舜、禹），即“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和这些相提并论了。

此时在《与门人邹守益书》中，王阳明先生如此写道：“我近来在书信中悟得‘致良知’三字，这是真圣门正法眼藏。我以前的存疑还都没有获得释解，今自多事以来，只有这良知陪着我经历困难的岁月。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以免除没溺的担忧。”

王阳明又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要义。他认为有学问的头脑为良知发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言论摘其要如下：

良知是学者究竟话头。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昭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在王阳明看来，上述的“致良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他认为，良知人人都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

一日与门人陈九川一起聊天，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王阳明先生突然仰天发出长长的一声喟叹。

弟子陈九川忙问：“老师您为何发此喟叹？”

王阳明回答道：“致良知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居然被埋没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到现在也没被人所认识到，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

王阳明答道：“这里我所主倡的良知说，就是千古圣贤世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我知道‘良知’这两个字，还是从龙场悟道的时候开始。自那以后，我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无端地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足可洞见其全体，真是无比痛快，此情此景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如此良知之说是自我一生中的百死千难中悟将出来的，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够参悟通透到这个程度呢！为了世人，我愿意将自己的领悟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此本是学者穷其究竟的话头，可惜此理论被历史埋没时间太久了。一般的学者往往会因为外表的所见所闻而找不出症结所在，从而陷入迷乱的境地。我就不得不一口气把这些理论全部为他们解释清楚。我只是有些隐忧，只怕这些学者们这么容易就得到了良知的最本质含义的话，会不加甄别就盲目拜倒在‘良知’的脚下，只把时间当作一种消遣胡乱玩弄，那么，我的这番作为就更是辜负了良知的最本真含义了！”

王阳明自正德七年40岁的时候起，但凡与学者讨论，必会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人间至理。每每被人问起其缘故，他都推介说自己仍然在参悟之中，至于“天理”究竟为何物、如何之获得的问题，王阳明先生曾对周围的朋友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含诸口，莫能相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悟的确很难揣摩，大概只能领会而不能口授吧！

记录陆象山的子孙

王阳明认为陆象山深得孔、孟精神的精髓。

陆象山，即陆九渊，其号为象山先生，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与当时人所周知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合称为“朱陆”。陆象山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然而，陆象山的学术思想一直以来都被忽略和打压，而没能很好地得到弘扬。文庙中也没有供奉陆象山的牌位，使其享受子孙万代的膜拜。陆象山的子孙后世也是丝毫没有因为陆象山的存在而获得到任何好处。

王阳明对此感到十分遗憾。他就给陆象山故里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发令，叫他对陆象山的子孙后代进行封赏，按照明朝其他地方圣贤子孙的事例，对于陆氏嫡生子孙应当免除他们的差役。如果其后人有才华出众的俊秀子弟，要写明其姓名报告给朝廷，让他们有机会继续读书深造。

我也曾对朱子学和陆王学说的历史进行讨论，择其要如下：

朱子学说从其源头中国相传至今日的日本，在成形中融入了已有的各种思想，其概貌大多还只是资料的堆积和介绍。故而朱子学犹如高山不让土壤，江海不拒细流那般，但是朱子学所全力倡导的以北宋诸家的学说最为著名。代表人物有周濂溪、张横渠、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等大哲。其中“二程”在日本近世哲学史上占据了尤为重要的地位。概而言之，陆象山、王阳明间接地受到了以程伊川系统为主的朱子学说的影响。朱熹则是生于程伊川殁后二十三年，即公元1107年，其系统大致发展为：程伊川——罗从彦——李延平——朱熹。朱熹可以说是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是开创了儒教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伟人。

陆象山和朱熹是同一时代的人，是朱熹平日里关系亲密的讲友与同好。但是，两个人讲学的方法却截然相反。自此开始，天下的学者划分为朱陆两派，朱熹和陆象山各执一端。等到朱熹（1200）和陆象山（1192）二人殁后，再到1279年南宋灭亡，此间大约经过了八十年。元朝八十八年，明朝入侵，再到王阳明出生历史又流逝了一百又三年。

就在这二百七十年间，中国儒学出现了朱子学派、陆子学派和朱陆中庸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朱子学派的经典著作已被当局完备注释，因此在科举考试和朝堂政治中被广泛重视，得以成为官员选拔和谋求晋升的参考用书。因而朱子学在当时受到广泛吹捧，在学堂也被大面积地讲授，其盛况远远超越了陆子学派。

陆象山殁后二百八十年，王阳明亲眼看见了朱子学的陋习之后，决意要振兴和实践更为适合社会现实的陆子学说。自此大大鼓吹陆象山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学说，被称作阳明学。

上述就是二者之间的渊源所在。因此王阳明要求表彰陆象山的子孙后代，又倡导翻刻《象山文集》，还为全集撰写序言，这些都是用来大力弘扬陆象山，这是其重要缘故所在。

席元山曾经听说王阳明先生论学于龙场的时候对陆象山的学说深为诟病，然后开始写作《鸣冤录》一文辗转递送给王阳明先生。席元山在书信中批评王阳明“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可谓是言辞激烈。

王阳明的学问系统有可能源自于陆象山，其相同点甚多毋庸赘言，其中的“心即理”学说尤其从陆象山学说所得处甚多。但是陆象山学说最核心的就是“心即理”，换言之，陆象山学说即建立在“心即理”学说的基础上，王阳明的学说如果摒弃“心即理”一说也是无从谈起的。由于这个缘故，吾人要了解王阳明的“心即理”说，必然不能撇开陆象山的“心即理”学说。然而，由于时代性质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其二人的学说用语上的巨大差异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首先对“心即理”的含义进行简要的解释。“心即理”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肤浅的“心”就是“理”的意思。我们常说的“心即理”即认为心理合一，二者是异语同义，“心即理”的理论基础是物我一体论，即身、心、意、知、物是浑然一体的，是不可以相互独立的存在的。

王阳明先生将“心即理”作为其心学的立言宗旨。他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王阳明指出，心即理，理即心，心理为一，主体即本体，离心求理则无理，遗理求心则无心。以此反对把心与理分二的观点，从此角度来看，这是对陆九渊思想的一种继承。

王阳明先生又在“心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良知者心之本体”的思想，把良知与心互相等同，认为心的本然状态即是良知，并指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以更具主观认知功能的良知来取代天理在其心学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强调“致良知”，以发挥心本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把本体与工夫结合起来，集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论为一，这就丰富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体系。

事实上，世人经常会误解“心即理”的字面含义，将本心和私心混淆起来进行理解，认为二人的学说只是如“二二相加即为四”的简单累加，并无端连累到陆王二子的学说，且此倾向常演不歇。这种观点其实是对陆王二子学说的无意背离，甚至无异于毒害世间。这只能看作是浅学之徒的误解而已。当然也有称作是专家的人对此学说人为地进行刻意曲解，对陆王二子进行蓄意诬陷，这全是他们自身的过失罢了。由于王阳明倡导心即理的学说，因此与朱子的即物穷理学说并不相容，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各具自理，因此应当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结合其学说对世间万物的理展开进一步研究。详而言之，吾人日常所为种种事项，即便是一草一木皆含有其自身之理，如要求之，必然要依靠于相关知识资料。譬如说，对君的忠、对亲的孝便同此理，首先是从经验上、书籍中的忠孝或者通过师友的言传身教来体验，客观上还要充分明白忠孝的定理，然后精密地区分究竟何为忠、何为孝，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所谓的心外有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