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仔小说网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出游（第1页）

第五章春秋战国的出游

导语

古代与现代不同，要想出去游玩，不仅要有充足的休闲时间，还要经受旅途的劳累，毕竟当时科技不发达，交通方式不怎么便利，徒步、坐船、坐马车等常规交通方式费时很久，也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和意志力。不过，对于热爱游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已经流行文化之旅了。

1。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文化之旅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人们的思想也得到极大的解放。士大夫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信仰或是政治立场。他们心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开启了文化之旅的漫漫长路。

士人的文化之旅打破了以往天子和达官贵人垄断“旅游”之路的局面。士人阶层的文化之旅丰富多彩，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拜师求学的游学之旅，另一种就是游说之旅。

拜师求学的游学之旅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孔子就是那时赫赫有名的学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都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和极力推崇。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使许多平民阶层的人都可以受到教育，没有等级划分的教育让人们感到舒适自在。不少士人从齐、秦、宋、晋、楚等国远道而来，投身孔子的门下拜师求学。

孔子也周游列国，考察各地的文化制度，还亲自拜访了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与他高谈阔论，相谈甚欢。孔子经过这番游学，全国各地的学子对他的学问和见地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国后有更多的人投到孔子门下。

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很踊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出书、办学堂教书等，形成了各学派林立的局面。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等。居于“显学”地位的除了儒家外，还有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是先秦时期有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此外，他在器械制造和军事攻守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孔子的徒弟有鲁国的子思、邹国的孟子，还有赵国的荀子；墨家子弟有吴越的谢子、湘楚的已齿。不同学派各立门户，游学者数不胜数，可见当时的游学之风是多么盛行。

除了求学之旅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还喜欢游说，那么他们游说的目的是什么呢？无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追求道义。在孔子看来，游说出仕是为了实现“弘道”的理想，而不是追求荣华富贵的物质享乐。他的弟子也丰富发展了他的思想。如孟子所追求的“道”就是为了实现仁政，游说的目的也是劝说统治者推行仁政；第二种游说的目的是出于追求功名的心理。在兼并战争日益激烈的战国时期，许多人能清楚地认清时局，为了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而开始迎合君主的需要。他们不再将理想看得高于一切，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比较务实的。当时的吴起和商鞅就是以成就功业为目的而游说，从而攀附君权；第三种目的是利。通说功利，是将功和利放在一起。因为有了功，必然就会衍生出利。如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鼓吹合纵，一个提倡连横，巧舌如簧，其实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第四种目的是义。墨子就是春秋时期志于义的游说的代表人物。据说，当时公输盘要为楚国建造攻城的云梯，准备攻击宋国，墨子听说之后便立刻不眠不休地走了十多天来到楚国，冒险游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因为战争会让百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墨子的这种游说就是为了义，这种义是心怀天下的大义。

在众多士人的游说之旅中，以苏秦和张仪的游说最具代表性，他们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深远。下面具体来说说他们二人的游说经历。

苏秦师从鬼谷子，出师后首先去游说周显王，但是并没有得到重用，之后又去了赵国，赵国大臣李兑欣赏他能说会道，但还是没有重用他。于是，苏秦辗转来到秦国，开始向秦王进行连横的游说，然而也未见成效。公元前301年，齐宣王死后，政治上出现了重大倒退。苏秦抓住时机，乘机向燕昭王提出吞并齐国的策略。次年，苏秦奉命第一次到齐国游说，进行反间活动，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公元前289年，苏秦第二次奉命到齐国，这次他得到了齐王的信任。在苏秦的几番怂恿下，齐王不顾秦国的提醒，和赵国、梁国共同攻打宋国。齐国和秦国的关系因此受到影响，矛盾激烈。公元前288年，苏秦奉齐王之命，以使臣的身份联合五国攻秦。苏秦这次南下具有双重使命，表面上是为齐王组织五国攻秦，暗中则为燕王做反齐的准备。直到公元前284年，苏秦的反间活动最终为齐王所察觉而惨遭车裂酷刑。苏秦在旅途中丰富了自身的见识，并能将学到的各种知识运用到政治斗争中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功名利禄。

张仪和苏秦一样，也是鬼谷子的徒弟，学习纵横之术。学成后他先到楚国游说，却遭到权贵的蔑视，许多人都看不起他。后来在东周君的资助下去了秦国，被尊为客卿，公元前328年还被任命为秦相。为了巩固和魏国的关系，公元前322年张仪又去了魏国担任相职。这一职位相当于负责魏、秦两国外交联络的高级外交官，在任魏相期间，张仪企图让秦、魏、齐三国连横，但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没有成功，不过却促成了秦、魏两国的连横。公元前318年，张仪再次返秦复任秦相一职。第二次任秦相期间，张仪为打击楚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公元前310年，张仪为了免遭群臣杀害，请求离开秦国，最终去了魏国。

人们常把苏秦和张仪放在一起评价，实际上张仪比苏秦要早出仕近半个世纪。无论是苏秦还是张仪，他们在世之时推动了整个战国格局的走向。综观两人的一生，对秦统一华夏的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这些士人的文化之旅，无论是拜师求学的游学之旅，还是涉及政治军事斗争的游说之旅，都是当时思想文化得到空前解放的反映。另一方面，士人的文化之旅也在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加速了历史进程。

2。古代邮驿系统就靠速度争取时间

在现代化的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除了日常用到的手机、电话之外，还有邮政快递等方式。其实，如今的邮政就是由古时候的邮驿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的邮驿源远流长，古时候的邮驿又是从早期的声光通信和专人送信演变而来的。

春秋战国以后，烽火台演变为绵延不断的长城，这是早期声光通信的一个质的飞跃。我国古代的邮驿在封建社会时就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了。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通信形式，邮驿在封建社会曾肩负着传递情报和重要任务的使命，因而有“国之血脉”的美名。

春秋时期，传递信件的人很多，于是政府在干线道路上设置了馆、遽等处所，供南来北往的使者使用。车传是主要的通信工具，用车辆传送的邮递方式叫“传”，靠步行传递的邮递方式称为“邮”，由快马传递的邮寄则称作“驿”。其中还有专门为驿传修建的供其中途停靠休息的地方，称为“置”，中途停驻的各个站点称作“亭”。这些邮驿系统在当时主要为军事和政治服务，或是传递文书，或是接待使客及运送物资，一般直接受政府管理。

据史书记载，孔子曾经还做过一段时间邮传方面的小吏，他对邮驿的速度之快颇有感触，曾言“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句话的意思虽然是说德行广泛传播快于邮传，不过，孔子把邮传作为速度快的参照物，这足以说明他非常肯定邮驿的速度。虽然当时的邮驿远不如现代社会的邮政快捷，但作为中国众多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邮驿系统在中华文明的传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我国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前的邮亭遗址和古老驿站。许多关于古时邮驿的诗句、传说和神话故事都一一成了邮驿历史发展的见证。

两千多年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邮驿的发展。“北通燕蓟，南通楚吴，西抵关中，东达齐鲁”。这句话恰恰说明了春秋时期邮传发展的盛况。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战争不断，为了准确地传递军事情报，各国更加重视邮驿的发展。按照情报的紧急程度，邮驿方式有了三种更细致的分类，即递、驿、徒三种递送方式。其中用马车传递情报的方式是递，用马传递情报的方式是驿，信使徒步传递情报的方式是徒。当时只有重要的军事情报才用递或驿的方式来传送，而一般的情报则用徒的方式来传递，所以当时的私人信件肯定是用徒的方式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邮驿系统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成为当时邮驿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左传》中曾记载了郑国相国子产的故事，这是关于快马通信最早的记载了。不过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在春秋早期使用得还是比较少，直到春秋晚期才渐渐普及。一般情况下，还是“传车”和“驲”这两种传统的通信工具使用得比较多一些。“传车”就是前面提到的车传通信，“驲”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快车，通常只有有身份的人物有急事要办时才使用。

相传，有一次齐国的大臣晏子想要出走，齐王听了以后十分着急，于是立刻乘上“驲”去追赶晏子，最后在边境追上了晏子并把他请了回去。由此可见，当时“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邮驿通信事业在战国时期很繁荣，这一点从简书和符信的广泛使用就可以看出来。众所周知，东汉时期才发明了纸，而在此之前甲骨文也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战国时期逐渐兴起的简书。这种简书是由竹木制作的，上面常用来刻写书信或文章。战国时期的日常公文、奏折、国与国之间的通信、说客上书几乎一概使用简牍。

兵符在战国时期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通信信物，在邮驿发展中起着通行凭证的作用。符信在当时是一种通信的信物，往往既要有符又要有节。节是用来验证身份的，持有节的使者可以享受路途中专门的住宿伙食供给。符和节有些差异，是国家所规定的有效通行证件，多半是一种军事凭证。

关于符还有一个成语典故，那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战国末年，赵国邯郸被秦国重兵包围起来，于是赵国的平原君给魏国的信陵君写信，向他求救。信陵君为人仗义，曾多次请求他的兄长魏安釐王派遣兵将去解除赵国的危难，但魏王一直不同意。无奈之下，信陵君和魏王的宠妃如姬联手，盗出虎符，率领八万精兵解救了赵国。虎符是当时调兵遣将的重要信物，只有通信使者拿着虎符的一半去和将军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从这里可以看出虎符的重要性，若是没有虎符，士兵们是不会听从差遣的，他们往往只认虎符。

综观春秋战国时期的邮驿系统，就其功能而言，它完全是服务于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的。不像如今的邮政系统，各种各样的邮政公司都是大众化的，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为人们运送大大小小的包裹，邮寄重要文件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邮驿几乎不承担商业和社会职能，只有小部分达官贵人才利用邮驿为自己服务，范围也很有限。作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后续的整个封建王朝的发展中，邮驿也始终未能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