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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千古言论安为今用（第2页）

一篇隆中对，铺开了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势；一段豪论，确立了丞相之席位。古人求官，不需要学历，凭口才能求得一官半职，甚至是高官厚禄，但相对今人，一些没有真才实学，靠行贿行赂就从平民到高官的人而言，是不是颇有讽刺意味。他们的进身之阶，诸葛亮还是差矣。

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灵帝去世后，宦官与外戚势力相互火并，结果两败俱伤，凉州军阀董卓乘机率兵入京，控制了朝政大权。董卓的暴虐统治使得各地州郡纷纷起兵反抗，导致东汉政权的统治彻底瓦解，形成地方割据的纷争局面。兖州牧曹操抢先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挟天子而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与袁绍等劲敌，到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时，已控制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他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除曹操之外，当时的主要政治势力还有控制江东的孙权，占据荆州的刘表，分占益州与汉中的刘璋和张鲁，割据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但这些人虽各据一方，其各方面的势力都远逊于曹操。

自称汉代宗室的刘备，虽素有“英雄”之称，但在这战乱纷纭的十几年中，却时运不济，屡起屡败，曾先后投奔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始终未能拥有一块稳定的地盘。这时，他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部下仅有从外地带来的数千兵将，被安排驻扎在新野（今属河南），还受到刘表部下的猜忌。在当时群雄割据的形势下，刘备的势力可说是微不足道。但这一年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刘备的首路就拨开云雾辉煌灿烂起来。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为躲避战乱，隐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他当时虽然只有27岁，但一向留意天下大势，潜心研究各割据势力的消长及各地的山川地形，被荆州人士称为“卧龙”。

刘备经司马德操、徐庶的推荐，三次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请他出山，直到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两人纵论天下大事，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各方的情况，并制订下长远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策。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左右，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有感于刘备的坦诚相待，首先为他分析天下大势：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指出曹操虽是最大的敌人，有篡夺汉朝天下的野心，但目前刘备势单力孤，还不能与他争一日之短长；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在江东已形成稳固的统治，也不能去打他的算盘，而只能与他结为盟友。

接着，诸葛亮又指出：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羸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认为荆州、益州的地理位置优越，而统治者却平庸无能，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治，而刘备此时大可乘虚而入，建稳根基。

在此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刘备所应采取的战略决策：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与深刻论断，得到刘备的衷心赞许；而刘备始终不挠的雄心壮志与礼贤下士的谦恭态度，也赢得了诸葛亮的诚心归附。从此，开始了他们携手共创蜀汉政权的艰难历程。

诸葛亮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制订了立国方略。首先诸葛亮借曹操打败袁绍，转弱为强之例，委婉地指出刘备戎马20余年仍寄人篱下的原因，说明称霸天下“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的道理，然后提出了兴复汉室的五点战略方针——

一、曹操拥兵百万，雄踞北方，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暂时不可与之争锋较量。孙权承继了父兄在江东的基业，“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所用”，只能与东吴联盟结好，共同抗拒实力强大的曹操。

二、取代在军事上比较软弱的刘表、刘璋的地位，夺取军事重镇荆州和天府之土益州，以这两处为根据地，延揽天下英雄，鼎立一方。

三、占据荆州、益州后，集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与荆州之通途，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奖励农耕，积蓄经济实力，南抚夷越，稳定后方。

四、待荆益两州政权巩固，国富兵强，一旦天下有变，则兵分两路，成钳形攻势夹击中原，北伐曹操，恢复汉室。

五、击溃曹操以后，江东必然势单力孤，就会自然归顺，刘备就可完成一统天下的霸业。

诸葛亮一席弘阔之论，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外交诸方面，概括了汉末形势，预示出政局发展的前景，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隆中对策的正确。“隆中对”体现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政治韬略，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赞说：“草庐数言，皆如左卷。”

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挚所感动，出山创建大业，实现安国济民之志，跟随刘备来到新野。发现刘备兵力甚微，只有数千人。为了增加兵源，诸葛亮建议清查“游户”，要求他们自报户籍，按户征兵，结果使刘备的军队扩充至数万人。刘备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两人感情日益亲密，使汉末的政治风云史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与孙权联合，击败曹操的南下大军，又通过外交手腕，从孙权手中夺得荆州，使刘备终于有了一块可以立足之地。而后，利用刘璋与张鲁的矛盾，借助于张松、法正等内应，刘备出兵益州，最终占据了益州与汉中，与曹操、孙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

三国时期，英雄并起，而鼎立的局面似乎不是曹、孙、刘三人的努力，诸葛亮一番高谈阔论就把天下大势分析得不差毫厘，雄才盖世，不愧“卧龙之称”。此后，诸葛亮以智谋称奇加之关羽、张飞、赵云、魏延等大将辅佐，一路斩荆披棘，终于雄据巴蜀。

以贤者为师，是帝业之君；以贤者为友，是霸业之君；至于“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则是亡国之君。对于刘备来说，真是得一士足以安天下。

其实，历代君主多是远贤臣而亲小人，甚至戳贤臣而宠小人，这就怨不得有那样多的昏君暴君和短命王朝。

4．《平边策》两朝受益

《平边策》文字不多，却把天下大势分析得一清二楚，无论是柴荣还是赵匡胤，都是其最大的受益者，真是一篇文章、两朝受益。

中国在唐朝灭亡后，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再次陷入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多是武夫出身，只懂暴力不知怀柔，对内残酷地剥削、压迫百姓，对外互相攻伐杀掠，加上东北地区的契丹族统治者不断南侵，致使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不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劳动人民急待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渴望出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能够减轻剥削压迫，发展生产、消灭割据、抗拒契丹。正是适应这种历史的要求，出现了后周的改革和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活动。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及其养子、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清除社会弊端，先后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因力大为增强。在此基础上，周世宗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活动。

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命近臣二十余人各献策一篇，讨论治国之道。其中有一篇最受周世宗赏识，这就是比部郎中王朴所献的《平边策》。

王朴（914—959），字文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后汉时，获进士出身，授校书郎，后辞官。后周初，为柴荣辖下官员。柴荣嗣位，授比部郎中，后历任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枢密使、检校太保等职。他“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平边策》就是他的诸多建议中最有见地的一篇。

在这篇对策中，王朴首先强调指出，自唐末以来，“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才使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形成分裂割据之局。因此，要完成统一大业，须从整顿内政、加强国力入手。“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种主张，和周世宗改革的意图适相一致。在此之后，王朴着重论述了实现统一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来应，数大发则必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