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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识时务者为俊杰（第2页）

很显然，武涉的游说之辞是颇有分量的，不仅仅是为了项羽的利益，同时也给韩信指出了他的根本利益的所在；对刘邦的为人，讲得也比较切合实际。但是，韩信却作了如下的回答：

“过去我在项羽的手下时，官职不过是个郎中，任务不过是执戟侍卫。项羽对我的态度，言不听、计不从，使我非常失望。所以我才离开了项羽，投奔了刘邦。刘邦则不同，拜我为大将，让我统率数万大军，对我的建议言听计从。多亏有了刘邦，我才有了出头露日之时，获得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刘邦如此信任和重用我，我背叛他是绝不会有好报的。宁可死去，我忠于刘邦的心也不会改变。请您替我谢谢项羽的一片好意。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

韩信的这番话，虽然包含有某些外交辞令，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毕竟出身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感恩戴德、知恩必报的情感压倒了一切。一个字也没有讲到自己的根本利害问题，断然拒绝了武涉的游说。

武涉走后，蒯通也想劝韩信反汉。他自称是看相先生，去对韩信说：“我学过看相。”韩信问：“您怎么给人看相呢？”蒯通神乎其神地说：“我看看他的骨法，就知道他一生是贵是贱。看看他的容色，就知道他是忧是喜。看看他是否办事果断，就知道他一生的成败。从这三个方面一对照，就可以判断他一生的命运如何。十拿九稳，万无一失！”韩信说：“好，那就请您给我看看相口巴！”

于是，蒯通请韩信身边的从人退下，然后对韩信说：“看您的面，您的地位最高不过封侯，而且还有危险；看您的背，前途无量，贵不可言。”蒯通所说的面、背，是双关语。意思是，跟着刘邦不过封侯，背叛刘邦，福禄无边。韩信故意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于是蒯通回顾了推翻秦朝的经过，分析了楚汉之争的形势。他认为项羽和刘邦在荣阳对抗三年，相持不下，已经两败俱伤；韩信助汉则汉胜，佐楚则楚胜，楚汉的成败，完全取决于韩信；韩信手握强兵，占有齐地，控制燕、赵，只要跟楚汉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就会大有作为。他劝韩信说：“天授给的福分你不要，反而会得罪；机会来了，您不抓紧，就会遭殃，您还是仔细考虑考虑吧！”蒯通这一番劝说，虽然很动听，也很**人，但韩信还是很有主见。他说：“汉王待我恩泽深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应该跟他同甘苦，共患难。哪能只图个人私利，违背做人的道德呢？”

蒯通听了仍不甘心，便举例说，张耳和陈余本来是刎颈之交，以后却变成仇敌，为说明“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言外之意是说，你韩信跟汉王刘邦的关系也同样是靠不住的。“您南征北战，连破魏、赵、燕、齐等国，立下了盖世无双的功劳，所以投靠楚，楚王不敢相信；归服汉，汉王也心存疑惧。您虽然处于臣子的地位，但您的权势却压倒了国君，名望在一切人之上。我真为您担心呀！”韩信只是淡淡地答应考虑考虑。

几天以后，蒯通又敦促韩信，劝他不要犹豫，应该尽快拿定主意，并说：“功业难成而易败，时机难得而易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信犹豫良久，始终不忍背叛汉王。他觉得自己立下那么大的功劳，汉王刘帮总不会再从自己手里将齐国夺去。所以，最后还是谢绝了蒯通。

说韩信脸厚，一点不为过，但对“黑”字，他确实研究不够，正是他的犹豫不决，使自己为日后的“走狗烹”埋下了祸根。

刘邦在垓下之战消灭项羽之后，他就回到了定陶（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出其不意地驰入韩信的壁垒，夺了他的军权。对于韩信来说，消灭了项羽就等于消灭自己存在的条件。随着胜利的到来，他的命运每况愈下，逐渐地日暮途穷，黄泉路近。果然像武涉、蒯通所预言的那样，项羽一死，刘邦就立即把矛头对准了韩信。

这年正月，刘邦改封韩信为楚王，定都下邳；封彭越为梁王，定都定陶。

最后刘邦找了个罪名，说韩信谋反，被吕后杀死于长乐宫。

韩信智勇双全，在汉朝建立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最终被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切都说明了韩信脸厚但不心黑，善小忍不善大忍。当年少时，他能忍，那是小忍；当功成业就时，他却不能彻底的忍。这就是对“厚”与“黑”字研究得不够透彻。当初天下四起时，他不知拥兵自重，等到刘邦已定天下时，又心生三心二意，既使最终不被杀，保不准也落个乱臣贼子的骂名。

虽然韩信死了，但是他那一套用兵权谋和机变无穷的军事谋略，则在军事史上永放光芒！

3．三见孝公，秦成霸业

秦朝商鞅，不识时务者，他屡屡劝导变法，虽然变法实施了他的一些措施，但最终使自己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但这样一位变法志士，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对的俊杰。

商鞅，本姓公孙，生于公元前390年前后，因后来在秦为政有功被封于商，世称商鞅，又叫公孙鞅或卫鞅。他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卫国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实力，后因大国争霸，越来越衰弱，到战国时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了。公孙鞅就出生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长子，只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与卫人的夹缝里。国运的衰微与家道的沦落使他在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而发愤读书。

魏国初年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李悝，推崇法家的刑名之学，在魏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使魏国的力量一度“最强于诸侯”，在与秦争夺西河之地中也屡屡得手。李悝死后，留下一部记录自己的思想与政见著作即《法经》。不幸的是，他的政策在魏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在变法中损失不少利益的权贵们旋即又恢复了旧日的神气，魏国的国势一天天衰落。后来，吴起也曾试图将李悝的政策发扬光大，继续变法并一度略见成效，然他最终也为那些权贵们所不容，凄凄惶惶地奔走楚国去了。李悝、吴起的变法，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刑名之学在公孙鞅的心底却扎下了根。他日夜研读《法经》，反复揣摩法家理论的要旨，并投到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为公叔痤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报负显露才能的机会。

公叔痤对手下的这位卫公子并非没有留心，他见公孙鞅把自己的家政理得井井有条，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器重，商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及露出来的抱负，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向惠王推荐这位年轻的公子，让他有一展才能的机会。不幸的是，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公叔痤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亲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叔痤，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惠王不免为日后丞相人选问题忧虑。一段安慰的话语之后，他问道：“丞相的身体万一有了不测，将有谁可以辅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叔痤听了这话，回答说：“臣的手下有一年轻人叫公孙鞅，虽年少却有奇才，军国大事可以委任于他，愿大王能重用他。”惠王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在惠王即将返宫时，公叔痤屏退手下的人对惠王说：“既然大王不愿举用他，那么请杀了他，此人不可到他国去。”这次惠王倒是答应了他。众人走后，公叔痤派人把公孙鞅召来，把刚才和惠王交谈的情形说了一遍，并劝他赶快躲开免遭杀身之祸。公孙鞅看到平日敬重的人病入膏肓还念念不忘国家，不觉感慨万端，他说：“既然大王不愿听您之言重用我，他又怎么会听您之言来杀我呢？”公孙痤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公孙鞅的判断是对的，他一直在丞相家住了下来。不久，公孙痤逝去了。惠王把他的荐言当作病重时的胡言乱语，没有采纳，而公孙鞅也觉得自己依托敬重的人离去了，空怀一腔热血而无所用，便感到心头是那样沉重，目标茫然，一股怀才不遇的怅惘时时侵上他的眉梢，他开始冷静地分析时局，考虑另外的出路。既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为什么不到他国投靠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刚巧，这时他听说西边的秦国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图谋大业的雄心，正在四处求贤，招揽智能之士。那里也许是一显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

公元前361年，在魏国久未见擢的公孙鞅，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桑梓之邦，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逝，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次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眈眈。自己的先祖不曾立过撼世的霸业吗？今日的秦国为什么不能恢复到穆公时期那种称霸西戎一匡诸侯的气势呢？这位新即位的国君，感到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人才，乃强国之要。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公孙鞅也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秦国的。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孝公。孝公接见了他，想听听他的治国之策。公孙鞅首先向孝公讲起了五帝治国的办法，说了良久，孝公没有兴趣，反而打起了瞌睡。之后，孝公见了景监怒气冲冲地说：“你所荐举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担当重任呢？”景监对公孙鞅责怪不已，公孙鞅请求五日后孝公能再次接见。第二次见孝公，公孙鞅向他讲起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孝公听了，虽没有再打瞌睡，也并未被公孙鞅的言辞打动。公孙鞅见目的未达，只好又一次求见，这次他向孝公讲起了五霸的治国之术，孝公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公孙鞅见孝公喜霸术而不爱王道，就在随后的一次长谈中大讲富国强兵之道，孝公听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觉地将身子往前凑了又凑，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所说的帝王之道，我并非不愿实行，只是达到五帝三王治国的那种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遥远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贤君，应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显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过这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深深地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在疑虑与徘徊中，时光悄悄溜走了许多。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嘹。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反对的人还是放出了厥词。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度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陈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也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商鞅如果只在魏国这一棵树上吊死，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三见孝公最后换了三种不同的治国方略，终于换到孝公的心中，二人一拍即合，以法家思想为主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虽然商鞅最后因贵族地主的忌恨而遭车裂酷刑，但他最初的志向还是光辉地完成了。

4．君择臣，臣亦择君

得人才者得天下，无论治国还是治乱，君要择有才能的能臣，有能臣帮忙天下才能太平；同样，无论忠臣还是名相，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君主，就是再有才华，也是美玉藏于地窖而难以发扬光大。

马援，字文渊，是东汉初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依靠兄长为生。他胸有大志，同县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他的长兄马况常说马援是大器晚成。马况病逝后，马援守了一年孝；他对待寡嫂极为尊敬，不正衣冠不敢入屋舍相见。

后来，马援成为扶风郡的督邮。有一次，他押送犯人到司命府，罪犯一路上反复哀求，马援觉得怪可怜的，便私自放跑了罪囚，他自己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也亡命于北地郡。后来，王莽大赦天下，马援仍留居当地从事畜牧，当时有很多宾客来归附他。马援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处世应当有雄心壮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几年后，马援因放牧而富裕起来，他拥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但是他却叹息道：“人生积蓄财产，须要赈济亲朋好友，否则就不过是守财奴而已！”说罢，他便把自己的家产分给兄弟故旧，自己只是穿了身羊裘皮裤。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正好碰上割据陇西的隗嚣收揽人才，招收马援入幕，拜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当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郡，隗嚣满怀疑虑，联结汉军还是联结蜀军一时不能决定，便派遣与公孙述素来相识的马援先去蜀郡，观察虚实。马援来到蜀郡，以为与公孙述会一见如旧，欢语平生。谁知公孙述却设置了豪华的仪仗队，见马援到来，先彼此作揖后，便送马援到客馆居住，一面又给马援制作了华丽的衣冠，授马援为封侯大将军。马援忙起座说道：“天下久乱，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共图成败，反而修饰边幅，如木偶一样，这样怎么能久留天下义士呢？”回去后，马援便对隗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妄自尊大，不知远谋，不如专意东方才是！”